周群文章《“莫谈国事”：一个民族的慢性毒药与历史的警钟》
　　“莫谈国事”，这句在茶馆、饭局、网络上已成心照不宣的“箴言”，绝非简单的处世智慧，而是延续和发展于千年奴性文化之上的精神枷锁。它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儒家文化核心为“金言良语”外衣，包裹着任何一个独裁朝廷或政府用以维稳的冷酷内核。其本质，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化的愚民政策，其手段无非是：废除言论自由，实行言论封禁，封锁一切真话实话，将一切发出异议的声音视为敌意，并予以肉体或精神上的消灭——冤狱构陷，或送入精神病院，让社会在万马齐喑的“和谐”中走向腐朽与崩溃。
　　我周群，就是这套维稳机器下一个活生生的标本。十余年前，当整个国家沉浸在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中时，我以一个革命者的良知和基本的经济常识，预言了这种依靠透支未来、掏空民众财富的增长模式，其价格疯涨必然会越过临界点，最终导致崩溃性的连锁反应，引发经济全面崩盘，进而将整个国家拖入无底、无限的大灾难。我的预言，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源于对这片土地最强烈的热爱和最深沉的忧虑。
　　然而，这份热爱和忧虑却为我招致了灭顶之灾。我被国家机器——公检法系统，用公然反宪法方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冤狱了十一年。在那暗无天日的十一年里，我失去的不仅是自由，更是失去了使亿万同胞免于一场人祸的时机。去年，当我刑满释放，重见天日时，我发现自己预言的一切，正以比我当年推理的更为惨烈的方式上演：房地产已然崩盘，经济已然陷入崩溃，全面性的大灾难正在向纵深发展，社会风雨飘摇，民生凋敝。更具讽刺和恐怖意味的是，当年亲手冤判我的法官杨海峰，早已被幕后“黑手”灭口，人间蒸发，成了一个不能被提及的秘密。杨海峰的消失，恰如其分地印证了这个系统的黑暗与邪恶：它不仅不容忍真相，更会销毁所有执行其罪恶命令的痕迹。
　　这不禁让我回想起另一个时代——我们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时期。那个时代，我们提倡的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信奉的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政府号召人民群众议论国事、参与国家管理，将监督政府、评判政策视为公民的责任与荣耀。那时候，衡量一切的标准清晰而明确：“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任何官员，无论职位多高，只要是说了坏话、做了坏事，人民群众就会依据这个朴素而神圣的标准对其群起而攻之。我记得，曾有个超级大官，终日宣扬“剥削有功”，要推行“包产到户”的资本主义复辟路线，结果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坚决斗批。最终，这个走资派眼见复辟无望，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被活活气死。那是一个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是一个真理越辩越明，邪恶无处藏身的时代。
　　历史的对比是如此鲜明而残酷。用“莫谈国事”捂住人民的嘴，就是自毁国家的预警系统。它让政府的错误、政策的失误，失去了唯一有效的纠错机制，只能将错就错、错上加错，最终如同一个失去了痛觉的病人，在病灶的无限扩散中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其必然结果，就是国家越来越穷弱，人民越来越民不聊生，社会越来越风雨飘摇。
　　反之，倡导并保障人民群众依据“好坏标准”对包括政府和政策在内的任何人和事进行自由评判、对待，才是国家走向强大的唯一正途。言论自由，是发现真理、改正错误、激发社会活力的根本保障。一个允许批评、鼓励辩论的社会，才能及时发现并清除自身的问题，让政策在反复的论证与修正中趋于完善。这，必定会使得国家越来越强大兴盛，人民越来越富裕幸福，社会越来越和谐稳定。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莫谈国事”已成为“政治正确”和集体意识的今天，任何所谓的改良和转变都已是痴人说梦。要彻底废除“莫谈国事”的禁令，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就必须触及问题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邪恶的、诈人骗民的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它以“特色社会主义”之名，行“官僚资本主义”之实，将国家权力与私人资本深度捆绑，形成了压榨全体人民、凌驾于法律、国家之上的利益共同体。它害怕阳光，害怕真相，害怕人民的觉醒。因为一旦人民可以自由言说，它的剥削本质、它的欺诈行径、它的政以贿成，将在“有益于人民”和“有害于人民”的评判标准下无所遁形。不推翻这个制度，一切关于自由、民主、公正的讨论都只是空中楼阁。
　　因此，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也是唯一的选择：彻底推翻这个邪恶的、诈人骗民的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真正民主的、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由民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权力真正属于人民，评判标准真正属于人民，国家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人民手中。
　　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社会的和谐，我们别无选择！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血与火的教训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完成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