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文章《加快革命进度与彻底去除奴性的矛盾:在两难中劈出一条血路》   序:尸骨如山与奴性千年,革命者的终极两难   我从2002年举旗革命至今,经历了太多艰难抉择,而今日又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   一边,是每年上千万非正常死亡的同胞尸骨,是上百万走投无路跳楼、跳河、上吊、服毒的冤魂,是无数被生育、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有毒食品这“新七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的底层人民的哀嚎——每多拖延一天,就有成千上万的生命被吞噬,就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被碾碎。   另一边,是千年奴性的千年沉疴,是革命太快导致奴性未清、未来大概率再复辟、人民还要吃第三遍苦、受第三茬罪的深重风险——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奴性不除,革命的果实终将得而复失,人民的鲜血终将白流。   作为以“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为唯一标尺的革命者,我没有两全其美的选项,只能在两难之中劈出一条血路。   一、历史镜鉴:农民起义的奴性循环,造反只是换皇帝   要理解加快革命与去除奴性之间的矛盾,必先回望历史,看清历代农民起义的本质局限。   能够去除多少奴性,取决于多少人民痛醒、觉醒并参与暴动。然而,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农民起义,实际参与暴动的人数比率从来都不大。而且,全都是在大批大批人已经活不下去、饿殍遍野之后,余下的人才被逼着起来跟着暴动——他们的念头从来不是“推翻剥削制度”,而仅仅是“这个皇帝不行,让我眼看也活不下去了,应该换个皇帝”。听到起义领袖说会善待老百姓,就跟着起来暴动,推翻旧皇帝,然后拥戴新皇帝。   这种造反,或许能在一时之间暂时去除奴性——毕竟,敢于拿起武器反抗本身,就是对“弱者服从强者”这一奴性信条的突破。然而,由于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思想理论引导,造反成功之后,新的皇帝坐上龙庭,封建独裁专制的制度丝毫未变,人民的奴性很快便恢复如初,甚至变本加厉。   这就是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死循环:造反——换皇帝——奴性恢复——再造反——再换皇帝。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人民永远在做改朝换代的工具,永远做不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二、今时不同往日:对比的痛感与被放大的奴性   好在,今日之中国,已经经历过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光辉岁月,如今又堕入“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悲惨境地。这种前后对比的痛感,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不具备的——人民亲眼见过、亲身经历过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住房医疗教育全保障的好日子,如今又亲身体验着生不起、住不起、病不起、老不起的苦日子。这种对比,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痛醒催化剂。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低估奴性的顽固性。中国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奴性,在复辟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之后,被官资政府恶意地再加上奶嘴乐的提升、放大,早已深入民众的骨髓与灵魂。   铺天盖地的低俗短视频、饭圈追星、成瘾网游、男女对立、封建糟粕,如潮水般淹没了人民的所有碎片时间,让大脑在持续的低质信息投喂中持续退化,让深度思考的能力被温水煮青蛙式地消解。人民越是沉溺于奶嘴乐,就越是麻木;越是麻木,奴性就越是根深蒂固。   三、奴性之根:从家庭父权开始的代代驯化链条   要彻底去除奴性,必须从源头开始。而奴性的源头,不在学校,不在社会,而在家庭——在每一个父母对待子女的方式之中。   小孩从出生开始,父母就不能以“是我生养的,我有权对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心态对待子女,即便是错的,小孩也必须服从。正确的观念应该是:父母要么不生,生下来就有责任抚养长大成人;自己对儿女没有恩,只是自己要生小孩,在儿女身上获得天伦之乐的乐趣,所以与儿女必须平等。任何事情都应由商量、辩论解决,切不可以命令的方式要求。儿女小时候的好坏,实际上完全是父母造就的。   “人之初,性本空。”性格与思想如同一片白布、一块白板的小孩子,生在奴性大的家庭里,从一开始就会染上奴性。这种奴性会影响他的一生,甚至在他有了自己的小孩时,仿照父母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小孩——这就是奴性代代相传的模式。当然,接下来的学校与社会也会起作用,但父母对待儿女的方式,因为是起始,所以最重要。   而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倡导奴性来维稳,这就导致绝大多数父母都不知不觉地以奴性方式对待自己的儿女。特别是那些在社会上一直受气而不敢反抗的怂货,在外面受了气,就会对唯一能够发泄怨气的儿女又打又骂——他们在外面是奴才,回到家里就成了暴君,把自己承受的压迫,加倍转嫁到最弱小的孩子身上。   这种代代相传的驯化,就是奴性最原始的根。孩子从小就被教育“弱者要服从强者”,长大了自然就会服从官僚、服从资本家,连反抗的念头都不会有。   四、契机之辩:去除奴性必须有生存绝境的震撼   要去除奴性,必须有一个让绝大多数人都受到冲击、震撼的契机,让他们感到必须要改变一切了,否则自己就要活不下去了——只有到了这个地步,去除奴性才会有效。   这正是矛盾的核心所在。如果革命进度太快,很大一部分起来造反的人,还没从思想上认清奴性的危害、认清剥削的本质,只是因为别人暴动形成了大势,自己才跟着造反。等革命成功了,公有制建起来了,生育、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食品安全都有了兜底,他们又会变回那个懒得思考的奴民,又会把权力交到官僚手里,又会觉得“有人管着挺好,我想那么多干嘛”。甚至,还会认为要帮他们彻底去除奴性的我们也管得太宽了——连他们对自己儿女的态度也要纠正。   这就是革命太快的致命风险:推翻了旧制度,却没有推翻旧思想;建立了公有制,却没有建立公有的灵魂。奴性未清,复辟的种子就早已埋下,只待时机一到,便会破土而出、卷土重来。   而这个契机,正是我们宣传应时革命理论为内因,反动派越来越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为外因,到了临界点必然爆发暴动再转向的革命。到时候,大多数人民眼看活得越来越艰难、就快活不下去了,有了“应该换个社会”的念头,就会想起毛主席说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起来反抗、暴动。随后,在我们的应时革命理论引领下,暴动转向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革命。在这过程中,大多数人民暂时去除了奴性,如果能够加以思想大普及、思想大革命引导,就能彻底去除奴性了。   这原本是我2002年起来革命时所设想的路径。然而,到现在,每年活不下去而自杀的人已经上百万,有毒食品导致患病又无钱治病每年上千万死亡,但大多数人还没有“应该换个社会”的念头——这让我实在受不了了。   五、破局之举:公布掏空跑路计划,以非常手段加快革命   于是,我冒着再被冤狱十一年的迫害风险,把当年走资派恭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源由、复辟前寄生基因者邓小平早就设计的“掏空跑路”计划,向全天下公布了。   当初走资派头领邓小平完全知道,复辟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最多只有几十年,被剥削压迫得没有活路的人民就一定会起来革命。所以,它一开始就让自己的儿子儿媳去美国产下孙子,接着带领走资派把剥削人民所得的赃款通过卖国手段转移出去,再命令把自己死后的骨灰抛撒掉——这样就确保愤起的人民再也没法拿它已经在国外的子孙后代怎么样了。   我揭开“掏空跑路”计划,目的是警告还在为走资派卖命的反动派基层:在中国是呆不住的。以此动摇它们还要帮助走资派最后捞一笔再跑路的收尾工程决心与信心——要么赶快袖手旁观,不再帮着走资派维稳;要么也赶快去想办法逃亡海外。   接着,我再提醒人民:暴动的第一目标,不是砸政府,不是烧公安局,不是去杀戮仇人,而是立刻占领广播电视台,第一时间把走资派要“断尾求生”外逃的消息播出去,号召北京全体人民立刻去机场、去海关、去走资派的住所,把这群早已暗中把压榨所得的民血民泪偷运出国的走资派截留下来。绝不能让它们全身而退,绝不能让它们害惨了中国人民还可逍遥法外。   我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革命的进度拉到最快,最大限度减少人民的痛苦和死亡。早一天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就能少死几万同胞,早一天让人民过上公有制的好日子。   六、矛盾之痛:加快进度与彻底去奴性的内在张力   但是,我所定的这场革命的终极目标,是去除人民的奴性。而推翻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仅不过是人民去除奴性的契机——所以,加快革命进度与彻底去除人民奴性,本质上是矛盾的。   我担心,这么做很可能会减少去除老百姓奴性的强度。革命来得太快,很多人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彻底认清奴性的危害、认清剥削的本质,就被大势裹挟着进入了新社会。他们的奴性只是暂时被压制,而不是被彻底根除。一旦新社会的日子好过了,社会福利全都有保障了,他们又会变回奴民,又会把权力交出去,又会重蹈覆辙。   但是,看到人民大批大批非正常死亡,我实在不忍心了。每年上千万条生命啊!每拖延一天,就是成千上万条人命。在尸骨如山面前,在哀嚎震天面前,任何关于“奴性去除强度不够”的理论考量,都显得苍白无力、冷酷无情。   所以,我选择了加快革命进度——先把人从死亡线上救下来,再想办法去除奴性。   七、弥补之道:以思想大革命彻底挖掉奴性之根   既然选择了加快革命进度,就必须准备好弥补方案。进入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后,唯有加大已作好准备的思想大普及、思想大革命运动的力度,来弥补奴性去除强度的不足。   到时候,要把家庭里的父权奴性、学校里的服从教育、社会上的等级观念全部砸烂。从娃娃开始,教平等、教独立思考、教造反有理,把“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刻进每一个人的基因里。   家庭里,父母与子女必须平等,任何事情商量着来,禁止命令、禁止打骂、禁止“我是你爹你就得听我的”的父权霸权。学校里,废除服从式教育,鼓励质疑、鼓励辩论、鼓励独立思考,让每个孩子都成为有独立人格、有审辩能力与精神的人。社会上,废除一切等级观念、一切特权思想、一切“官本位”的奴性文化,让“由民作主”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个人骨子里的信念。   我们多花十年不行就二十年,二十年不行就五十年,哪怕多花几倍的力气,也要把奴性的根彻底挖掉,让子孙后代再也不用受奴性之苦、遭奴性之罪。   这是革命者的担当,也是革命者对人民、对历史、对子孙后代最庄严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