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文章《时轮又至九月九——毛主席三次伟大自我革命的历史丰碑》

　　岁序更迭，时轮浩荡。历史的长河奔涌不息，淘尽了多少帝王将相、多少王朝霸业，却淘不尽一个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名字。又逢九月九日，天地低昂，山河默哀。五十载光阴弹指而过，那个从韶山冲里走出的农家子弟，那个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历史巨人，那个终其一生都在与压迫者、剥削者、奴役者殊死搏斗的人民领袖，早已化作了中华民族精神苍穹中最璀璨的星辰。他的思想，他的事业，他的灵魂，穿越了时间的迷雾，越过了空间的阻隔，在每一个渴望解放、追求平等、向往光明的心灵深处，激起经久不息的回响。今天，当我们再次站在这个庄严的历史节点上，缅怀毛主席，不仅仅是为了追忆一段波澜壮阔的过往，更是为了从他那史诗般的生命历程中，汲取消灭剥削与压迫、砥砺前行的真理力量。

　　毛主席，名泽东，字润之，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是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者。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正义事业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从岳麓山下的书生，到井冈山上的红军指挥；从长征路上的掌舵人，到延安窑洞的思想家；从西柏坡的赶考者，到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领袖——他的每一个足迹，都深深镌刻在中华民族从沉沦走向首兴的历史年轮上。他不是天生的圣人，不是端坐云端的神祇，而是一个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不断自我超越、自我革命、自我涅槃的大写的人。正因如此，他的生命才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历史厚度和精神高度。

　　回望毛主席的早期革命征程，那是一段从迷茫到觉醒、从探索到坚定的峥嵘岁月。一九一一年，十八岁的毛主席毅然离开韶山，奔赴长沙，投身辛亥革命的洪流，加入新军，成为一名普通士兵。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与革命结缘，也是他第一次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一九一三年，他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杨昌济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开始接触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潮。一九一八年，他组织新民学会，团结一批有志青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毛主席在长沙领导学生运动，创办《湘江评论》，以“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豪迈宣言，吹响了湖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号角。一九二〇年，他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这个共产主义政党的十二名创始人之一。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二一，整整十年，毛主席完成了从一个爱国青年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这十年，是他思想淬火的十年，是他意志锻打的十年，更是他为后来三次伟大自我革命奠定根基的十年。

　　纵观毛主席的一生，最令人震撼、最发人深省、最值得后人永远铭记的，是他一生中进行的三次伟大的自我革命。这三次自我革命，不是外在的权力更迭，不是形式上的路线调整，而是从灵魂深处爆发的、触及根本的、向死而生的自我超越。第一次，是破小我之私——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毅然抛弃了个人的功名富贵，选择了为人民解放而献身的荆棘之路，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的涅槃。第二次，是破周期之律——在执政的历史关口，他拒绝了重蹈历代王朝兴衰覆辙的老路，选择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康庄大道，完成了从“打天下”到“建天下”的飞跃。第三次，是破千年奴性——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以垂暮之躯发动了向一切剥削阶级思想、一切官僚主义恶习、一切奴性文化残余的最后冲锋，完成了从“制度革命”到“灵魂革命”的升华。这三次自我革命，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从个人到制度，从制度到灵魂，构成了一部完整的、史诗般的精神超越史。不理解这三次自我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毛主席；不铭记这三次自我革命，就不可能真正继承毛主席的事业。

　　一、破小我之私：人生十字路口的初心抉择

　　一九一〇年秋天，十七岁的毛主席站在韶山冲的路口，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父亲毛顺生为他安排了一条在当时看来最为稳妥的道路——去湘潭县城的一家米店当学徒，学一门谋生的手艺，将来成家立业，光宗耀祖。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农家子弟的宿命，也是一条无需冒险、无需挣扎、只需顺从的“安全之路”。然而，毛主席的心，早已飞出了韶山冲的崇山峻岭。他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墙壁上，读到了梁启超的《新民说》，读到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读到了外面那个正在剧烈变动的世界。他知道，如果选择了米店学徒的道路，他将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一个富裕的乡绅，一个在小圈子里受人尊敬的“体面人”——但那将是一个被私欲囚禁的“小我”，一个与国家命运、人民苦难毫无关联的“小我”，一个在历史的洪流中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走的“小我”。

　　于是，他做出了那个改变了自己一生、也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抉择。他给父亲留下了一首改写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不是少年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一个灵魂对“小我”的彻底决裂，是一个生命对“大我”的庄严宣誓。从走出韶山冲的那一刻起，毛主席就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伟大的自我革命——破小我之私。他抛弃的不仅仅是米店学徒的安稳生活，更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功名执念，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私欲逻辑，是“愚蠢的自私者”的精神枷锁。他选择的，是一条把自己的一切——生命、才华、家庭、乃至身后之名——全部奉献给人民解放事业的荆棘之路。

　　破小我之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在打天下时能够与士卒同甘共苦，一旦功成名就便迅速腐化堕落；多少仁人志士在年轻时怀有满腔热血，一旦遭遇挫折便心灰意冷、退隐山林；多少所谓的“革命者”，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心里盘算的却是个人的权力和利益。而毛主席，从十七岁走出韶山，到八十三岁逝世，整整六十六年，他始终坚守着破小我之私的初心，从未动摇。他的七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首妻杨开慧、后妻江青、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儿子毛岸英、侄子毛楚雄。他没有为自己的家人谋取任何特权，没有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任何财产。他的睡衣上有七十三个补丁，他的拖鞋磨破了鞋底还要继续穿，他的饮食永远是简单的四菜一汤。这不是作秀，不是表演，而是一个彻底破除了小我之私的伟大灵魂的自然流露。

　　破小我之私，是毛主席一切革命事业的逻辑起点。只有彻底破除了小我之私，他才能在后来的岁月中，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强大的敌人，毫无保留地信任人民群众，毫无私心地做出一切有利于人民的抉择。破小我之私的革命，不是一次性的动作，而是贯穿一生的修炼。正是因为有了这次自我革命奠定的根基，他才能在后来的历史关口，进行更加深刻、更加彻底的第二次、第三次自我革命。破小我之私，破的是个人的私欲牢笼；而当个人的私欲被彻底破除之后，他的目光便自然而然地投向了更加宏大的历史命题——如何打破那个支配了中国数千年的王朝兴衰、规律性尸山血海的血腥周期律。

　　二、破周期之律：执政关口的道路抉择

　　一九四五年七月，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主席进行了一场彪炳史册的“窑洞对”。黄炎培直言不讳地提出了那个困扰了中国人数千年的历史难题——血腥周期律：“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血腥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黄炎培的这番话，道破了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铁律——打天下时励精图治，坐天下时腐化堕落，最终导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被新的起义者推翻，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面对这个千古难题，毛主席给出了他的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已经是石破天惊之论。然而，随着革命的胜利推进，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中国共产党从在野党变为执政党，毛主席对血腥周期律的思考越来越深刻，越来越触及根本。他逐渐认识到，血腥周期律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在于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多数人被剥削被压迫的经济基础。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必然会产生剥削阶级；只要剥削阶级存在，就必然会有阶级压迫；只要有阶级压迫，就必然会有反抗和革命；只要有反抗和革命，就必然会有新的统治者取代旧的统治者——而新的统治者一旦掌握了生产资料，就会迅速蜕变为新的剥削阶级。这就是血腥周期律的经济根源，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最终都只能改朝换代而不能改变社会性质的根本原因。

　　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执政的历史关口，毛主席开始了他人生中第二次伟大的自我革命——破周期之律。这次自我革命，不是对别人的要求，而是对自己、对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的深刻反思和彻底改造。他清醒地认识到，打天下不等于坐天下，武装夺取政权不等于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如果革命胜利之后，共产党的干部们变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如果工人农民仍然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如果生产资料仍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场革命就不过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就不过是又一轮血腥周期律的循环——而那将是对无数革命先烈鲜血的最大背叛，将是对人民群众信任的最大辜负。

　　破周期之律，核心在于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在苏联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的伟大改造。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逐步过渡，把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残余，防止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把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到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国正式进入了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

　　选择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毛主席对血腥周期律最根本、最彻底的回应。因为只有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拥有、共同生产、共同享受，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剥削阶级产生的土壤；只有消除了剥削阶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阶级压迫；只有消除了阶级压迫，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压迫—反抗—改朝换代—新的压迫”的周期循环。这是一条中国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是一条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智慧的道路，更是一条注定要遭遇无数艰难险阻的道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对此恨之入骨、动摇分子对此疑虑重重，甚至一些跟着毛主席打了一辈子天下的老战友，也对此感到不理解。但毛主席以他钢铁般的意志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坚定不移地推进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破周期之律，不仅仅是经济制度的变革，更是执政理念的深刻革命。毛主席反复告诫全党：“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坚决惩治贪污腐败，毫不留情地处决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些曾经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但在执政后迅速腐化堕落的高级干部。他深知，破周期之律是一场持久战，不是一次运动就能一劳永逸的。只要私有制的残余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只要人们头脑中的私有观念还存在，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腐化堕落就会不断地滋生蔓延。正是基于这种深刻的忧患意识，毛主席在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并没有停下革命的脚步，而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个更加深邃、更加艰难的领域——人的灵魂。

　　三、破千年奴性：向死而生的最后冲锋

　　如果说破小我之私是对个人灵魂的革命，破周期之律是对社会制度的革命，那么，毛主席人生中第三次、也是最深刻、最彻底、最伟大的一次自我革命，便是破千年奴性——对整个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的革命。这次革命，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是他以垂暮之躯、向死而生发起的最后冲锋，也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留给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超前、最科学、最值得永远思考的政治遗产。

　　什么是千年奴性？千年奴性，是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独裁专制制度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礼教熏陶下，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驯化下，逐渐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的一种精神枷锁。它表现为：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对权力的无条件服从，对等级制度的默认接受，对个人权利的自我压抑，对独立思考的恐惧回避，对反抗精神的鄙夷排斥。它是鲁迅笔下的“政治看客”心理，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闰土的那一声“老爷”，是无数中国人在压迫面前逆来顺受、在强权面前卑躬屈膝、在真理面前噤若寒蝉的集体无意识。这种奴性，不是某一个人的缺陷，而是整个民族在千年奴化下形成的文化基因；不是靠一次制度变革就能彻底清除的，而是需要一场深刻的、持久的、触及灵魂的文化革命才能逐步瓦解。

　　毛主席对千年奴性的认识，是从他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他在《湘江评论》上大声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是对奴性的第一次宣战。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反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他领导的土地革命，不仅仅是分田地，更是要让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尊严，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越来越痛切地感受到，制度的变革并没有自动带来精神的解放。在人民群众中，奴性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很多人仍然把干部看作“父母官”，把自己看作“子民”，仍然期待“清官”来为自己做主，而不是自己起来当家作主。更令毛主席忧虑的是，那些武装革命时期混入党内的“寄生基因者”，已经组团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鼓惑跟着他打了一辈子天下的老干部们，逐渐脱离群众，逐渐过上了高高在上的生活，逐渐变成了他们曾经最痛恨的那种人——官僚特权阶层。

　　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彻底破除千年奴性，如果不真正让人民群众在精神上站起来，如果不清除盘踞在党内与政府高层的走资派，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会变成一纸空文，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官僚资产阶级专政，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就会改变颜色，血腥周期律就会在神州大地上重新轮回。于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做出了那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起总攻，向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向积淀在民族灵魂深处的千年奴性发起总攻。

　　这是一场怎样的革命啊！这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不是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而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是亿万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伟大实践。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鼓励青年学生“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支持工农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要求全国人民“头上长角、身上长刺，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要让人民群众与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走资派斗上一斗；他要让那些曾经逆来顺受的普通百姓，第一次体验到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尊严和力量。他要打破的，不仅仅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官贵民贱”的文化心理，是“上智下愚”的等级观念，是“民可使由之”的奴性传统。

　　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机，是要彻底破除千年奴性，让人民群众真正在精神上获得解放；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辟一条“由民作主”的新道路。他的这些思考，这些探索，这些实践，在经历了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的今天看来，才令人真正感到了振聋发聩、茅塞顿开。当我们看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复辟，看到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特权阶层如何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资产阶级寡头，看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的严重挫折，我们不能不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当年的忧虑是多么深刻、多么超前、多么具有远见卓识！

　　破千年奴性，是毛主席三次自我革命的最高阶段，也是最艰难、最彻底的一次。破小我之私，需要的是个人的道德勇气；破周期之律，需要的是干部的集体智慧；而破千年奴性，需要的则是整个民族的精神觉醒。毛主席以他一人之力，发起了这场向千年传统、向整个官僚体系、向所有人头脑中的旧观念的最后冲锋。他知道，这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孤独的战斗；他知道，以他一人之力，不可能在有生之年彻底完成这场灵魂的革命；他知道，一旦点燃文革的火种，这把火不仅会烧向当权的走资派，更会在自己身后引来无尽的误解与谩骂。他早已预见到，自己逝世之后，不仅会被那些曾被打倒的走资派极尽辱骂、攻击与诋毁，甚至连一些被蒙蔽的群众，也会跟着敌人一起唾弃自己的名声。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发起了冲锋，因为他是毛主席，因为他的一生就是不断革命、不断超越、不断向旧世界宣战的一生，因为他宁可在战斗中倒下，也不愿在安逸中苟活。正如他自己所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就是毛主席，这就是那个向死而生、永不妥协的伟大革命战士。

　　四、伟业昭彰：公有制下的人民盛世

　　毛主席的三次伟大自我革命，不是书斋里的空谈，不是道德上的自我标榜，而是结出了丰硕历史果实的伟大实践。正是在这三次自我革命的推动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中国人民创造了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迎来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首兴盛世。让我们看一看，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在工业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是一个连铁钉、火柴、煤油都叫“洋钉”“洋火”“洋油”的落后农业国，工业基础几乎为零。而到毛主席逝世时，中国已经建立起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无到有地发展起了钢铁、汽车、机械、化工、电子、航空、航天等一系列现代工业部门。钢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五万吨增长到一九七六年的两千零四十六万吨，增长了一百三十七倍；原油产量从十二万吨增长到八千七百一十六万吨，增长了七百二十六倍；发电量从四十三亿千瓦时增长到两千零三十一亿千瓦时，增长了四十七倍。“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战略地位。

　　在农业方面，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来的农村集体经济人民公社，组织亿万农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二十多年间，全国修建了八万多座水库，整治了黄河、淮河、海河等一系列大江大河，建成了遍布全国的农田灌溉系统，使中国的灌溉面积从一九四九年的两亿四千万亩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六亿七千万亩，增长了近两倍。农业机械化初具规模，优良品种的培育推广，使粮食从一九四九年的极度短缺到一九七六年的常备三年周转的战略储备粮，不仅以占世界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更有充足的盈余，这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

　　在科教文卫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人民事业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教育方面，全国小学入学率从一九四九年的不到百分之二十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中学在校生从一百零四万人增加到五千八百三十六万人，增长了五十六倍；高校在校生从十一万人增加到五十六万人，增长了五倍。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子女第一次走进了学校的大门，获得了受教育的权利。医疗卫生方面，建立了覆盖全国城乡的医疗卫生体系，“赤脚医生”队伍达到一百五十多万人，农村合作医疗覆盖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大队。人均预期寿命从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岁提高到一九七六年的六十九岁，婴儿死亡率从千分之二百下降到千分之五十以下。血吸虫病、天花、霍乱、鼠疫等曾经肆虐中国的传染病被基本消灭。文化方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激发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涌现出了一大批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歌颂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优秀文艺作品。

　　在社会风貌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新中国更是呈现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气象。消灭了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黑社会等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被彻底扫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成为那个时代社会风气的真实写照。“为人民服务”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雷锋、王进喜、焦裕禄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成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那种在旧中国被压抑了千年的主人翁意识、集体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的生动写照。

　　这就是公有制下的人民盛世！这不是封建帝王时代的“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那些所谓的“盛世”，不过是地主阶级的盛世，是极少数人的盛世，是剥削者的盛世，是建立在亿万劳动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盛世。而毛主席时代的盛世，是人民的盛世，是劳动者的盛世，是第一次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历史主角、成为国家主人、成为自己命运主宰者的盛世。这个盛世，不是靠对外侵略掠夺得来的，不是靠对内剥削压榨得来的，而是靠亿万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得来的。这个盛世，为中国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华民族开辟了指导性的历史方向。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五十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已经被复辟倒退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但是，毛主席的英名、他的思想、他的事业、他的精神，不仅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不仅没有因为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而被人民遗忘，反而在历史的检验中、现实的教训中愈加焕发出璀璨的真理光芒。他进行的三次伟大自我革命——破小我之私、破周期之律、破千年奴性——如同三座历史的丰碑，矗立在中华民族精神的高原上，指引着后人继续前行的方向。他开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事业，他毕生追求的人民解放理想，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仍然是激励着中国乃至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反抗、革命的强大精神动力。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的事业是正义的事业，是人民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任何否定毛主席、歪曲毛泽东思想、背叛毛主席事业的尝试，都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任何把中国拉回到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老路、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被剥削被压迫深渊的倒行逆施，都必将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彻底清算。因为，毛主席已经把革命的种子播撒在了亿万人民的心中，已经把解放的理想铭刻在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这些种子，这些理想，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根除、无法磨灭、无法战胜的。

　　人民万岁！

　　革命万岁！

　　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