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文章《论“以猛耗生命求生存”：两种制度下的劳动异化与人的解放》
　　一、命题的提出：生存的悖论与制度的根源
　　“以猛耗生命求生存，绝非人间正途”——这不是文人墨客的感性喟叹，而是叩击文明存续根基、刺破时代迷雾的冷酷真理命题。近来“过劳死”现象呈雪崩式激增，表面看是劳动强度过载、有毒食品泛滥、环境污染加剧的多重恶果叠加，但其最深层的驱动内核，必须穿透现象表皮，直抵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肌理——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及由此刚性决定的剩余价值分配逻辑。当生存本身需要以透支生命、预支健康为代价，当“活着”与“毁灭”形成荒诞的共生关系，其本身就宣告了这是社会模式的彻底失败，这是制度层面的反人性畸变。
　　曾有一些脱离底层苦难、站在云端指手画脚之徒，慷慨陈词道：“人类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拿健康来换取身外之物。”这般轻飘飘的论调，本质上是对底层绝境的彻底漠视，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虚伪说教。殊不知，在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铁笼之下，这种所谓的“错误”，早已不再是个体的主动选择，而是恶质系统强加于绝大多数底层劳动者的唯一“生存宿命”——非此无他，别无选择，要么以命换食，要么静待饿死。
　　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并列对照，这一命题的真理性便如照妖镜般纤毫毕现、无可遁形。前者以制度之力，将劳动从“谋生的苦役”升华为“生活的乐趣”，将人从异化的泥沼中解放出来；后者则以资本之恶，系统性地将劳动异化为“消耗生命的绞肉机”，将人矮化为纯粹的生产工具。二者的分野，绝非劳动的技术内容或物理强度之别，而在于劳动与劳动者生存状态、生命价值之间的根本性、决定性关系。本文旨在穿透层层现象迷障，剖析这两种制度如何塑造出“生存”与“生命消耗”的天壤之别，在锋芒毕露的呐喊中，说清被遮蔽的真理。
　　二、公有制图景：劳动何以成为“轻松”的、属人的活动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土壤中，工人阶级劳动的“轻松”，绝非流于表面的体力清闲，而是植根于制度性解放的、深刻的精神状态与社会现实。这种“轻松”，源于一套相互锁定、环环相扣的结构性保障，是经济、政治、社会三重解放的必然结果。
　　第一，制度性保障根除生存焦虑，将劳动者从“求生存”的动物性挣扎中彻底解放。公有制的核心要义，在于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社会生产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通过完善的国家福利体系——全面覆盖生育、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六大领域——全额、直接地反馈给劳动者自身，不被任何私人或剥削阶级所攫取、所垄断。这意味着，工人阶级无需为最基本的生存资料而陷入“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无需在“活下去”的底线边缘苦苦挣扎，得以享有“生得起孩、住得起房、看得起病、读得起书、找得到活、养得起老”的全方位保障网络。当压在底层人民头上的“六座大山”被制度性地彻底移开，劳动便不再是迫于饥饿与恐惧的“被迫出卖”，而是基于安全感与归属感的“主动贡献”。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彻底解放，是精神“轻松”的首要前提，它让劳动者得以将注意力从“如何活下去”的生存焦虑，转向“如何更好地生活、更好地创造”的价值追求。
　　第二，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与主人翁地位，激发劳动的自主性与尊严感。公有制社会奉“有益于人民的是好，有害于人民的是坏”为最高元尺度，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社会治理、生产劳动、价值判断的可操作、可监督的民主准则。在此语境下，管理者与工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没有居高临下的压迫与剥削，而是奉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的平等原则，实现了真正的身份平等、地位平等。工厂之内，没有强制的“996福报”，没有压榨性的绩效考核，八小时工作制被坚定捍卫、严格执行，劳动者的休息权、健康权得到充分尊重。甚至，休息日的“无偿加班”，往往源于工人对集体的归属感、对劳动的热爱，或是出于设备维护、生产推进的自主意愿，是“以参与为荣、以贡献为乐”的情感表达，而非被迫的牺牲。劳动不再是劳动者与资本的对立博弈，而是劳动者作为国家与工厂“主人翁”的自觉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尊严与价值的双重实现，彻底摆脱了异化的枷锁。
　　第三，深厚的集体情谊与清朗的社会风气，消除精神内耗，让劳动成为联结人心的情感纽带。在公有制体系下，工厂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的生产单位，更是温暖的情感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工人之间没有尔虞我诈的竞争，没有勾心斗角的算计，而是知心挚友、手足兄弟，彼此扶持、彼此成就，集体为个体提供了强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使得“在工厂劳动比独自在家更令人愉悦”成为普遍现实。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呈现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弊绝风清”的清朗气象，没有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没有黑恶势力的为非作歹，没有毒品、娼妓的腐蚀毒害，没有高犯罪率带来的人人自危。劳动者无需在劳作之余，再耗费巨大心力应对社会的欺诈、不公与不安全，精神得以从持续性的防御与焦虑中彻底解脱。这种社会性的“轻松”，与个体经济上的保障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共同塑造了一种“心态平和、神情舒展、精神愉悦”的普遍生存状态，让劳动成为一种享受，而非负担。
　　因此，公有制下劳动的“轻松”，本质上是人在经济、政治、社会关系上的全面解放，是人的主体性的彻底回归。它无限接近马克思所展望的共产主义阶段的核心特征：“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这种“轻松”，绝非通过降低劳动要求、弱化劳动价值实现的，而是通过改变劳动的社会属性，让劳动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价值实现内在统一，让劳动真正成为“属人的活动”。
　　唯有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孕育出人人心境澄明、情志舒展的生存状态——这份发自内心的愉悦与安宁，正是人体抵御疾病、维系健康的核心内因；而公有制下的健康食品、安全物品，又为身体健康提供了坚实的外在保障，内外相济，方是人应有的生存模样。
　　三、私有制现实：系统性剥削下的“猛耗生命”与生存绝境
　　与公有制的光明图景形成尖锐对立、黑白分明的，是复辟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后无产阶级的生存炼狱。在这里，“以猛耗生命求生存”不再是抽象的比喻，不再是感性的控诉，而是每一个底层劳动者每日都在亲历、都在承受的残酷写照，是系统性、结构性的生存绝境，层层递进、无孔不入，将人推向毁灭的边缘。
　　第一，经济根基的彻底抽空，催生绝对贫困的生存困局。无产阶级被篡党夺权上台的走资派剥夺一切生产资料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为了糊口、为了续命，只能被迫向霸占了工厂、土地、资本的官僚资产阶级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是他们唯一的“生存资本”，也是被剥削、被压榨的起点。然而，无产阶级劳动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官僚资产阶级极尽压榨、无情掠夺，他们所得的工资，仅能维持最低水平的苟延残喘，甚至不足以支付生活必要的刚需开支。在生育、住房、医疗、教育、就业、养老成本构成的“全方位绞杀”之下，绝大多数人深陷债务循环、入不敷出，陷入“越勤劳越贫穷、越奋斗越绝望”的荒诞悖论，最终在无尽的压榨与绝望中，被迫“躺平摆烂、静待死亡”，甚至被迫从楼顶或桥上“向自认存在的来世”纵身一跃。这种经济上的绝对剥夺，是“猛耗生命”的根源，是一切苦难的起点。
　　第二，“六座大山”压顶，沦为无法挣脱的生存牢笼。无产阶级普遍承受着“生不起小孩、住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找不到工作、养不起老”的全面生存危机，这“六座大山”，不是偶然的社会问题，而是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必然产物。教育产业化、医疗商品化、住房金融化，将最基本的人权异化为昂贵的商品，将底层人民的生存需求，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一场大病足以摧毁一个家庭，迫使穷人“小病硬扛、大病等死”；一套房子，足以耗尽几代人的积蓄，让普通人背负一生的债务；优质教育的稀缺，让底层子女陷入“阶级固化”的困境，难以挣脱宿命。而那些“全民进入小康”“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宣告，在巨大的贫富鸿沟、在底层人民的生存绝境面前，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讽刺，是掩盖剥削真相的兽言畜语。当社会发展的红利被少数官僚资产阶级独占，多数人的“生存”，就只能是在悬崖边缘的挣扎，是在绝望中的苟延残喘。
　　第三，有毒环境与崩坏社会，双重耗损生命本真。在资本逐利的疯狂逻辑下，利润至上、唯利是图成为唯一准则，有毒食品、劣质商品充斥市场，假奶粉、毒蔬菜、地沟油、化学添加剂等乱象层出不穷，直接侵蚀着劳动者的身体健康，日复一日，慢性毁灭。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环境彻底崩坏，“门难挡盗、路难防骗、弊繁风浊”成为常态：贪官污吏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权钱交易、利益输送肆无忌惮；黄赌毒泛滥成灾，腐蚀人心、摧毁家庭；贫民窟与高犯罪率并存，恐惧与不安笼罩着每一个底层劳动者。他们不仅在职场被无情剥削、被肆意压榨，下班后仍要面对一个危机四伏、毫无尊严的社会，生命在工作与生活的双重场域中，被持续、无情地耗损，直至油尽灯枯。
　　第四，精神奴役与结构性沉默，造就“活死人”式的生存状态。长期的系统性压迫与剥削，催生了深入骨髓的奴性，让无产阶级陷入“结构性沉默”的困境——冷眼旁观、明哲保身、逆来顺受，成为大多数人的生存策略。官资政府通过“奶嘴乐”娱乐、毒鸡汤成功学、虚假意识形态宣传等手段，对底层人民进行精神麻醉，将系统性的剥削与苦难，巧妙转化为个人“不够努力”“不够优秀”的罪责，让劳动者在自我否定中沉沦，在精神麻木中屈服。他们被彻底异化为纯粹的“肉质工具”，是资本绞肉机中的“可替换零件”，人生意义被彻底掏空，尊严被肆意践踏，活得“不如一条能肆意奔跑、自由自在的狗”。这种精神上的“自我耗竭”，比肉体的劳累更为致命，它让人心甘情愿地接受奴役，心甘情愿地“猛耗生命”，成为剥削制度的“自愿殉葬品”。
　　第五，医疗隐喻：无效消耗的“不惜一切代价”，是另一种形式的谋杀。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这种生存模式，恰似针对晚期绝症的“不惜一切代价治疗”——整个社会制度就像一台冰冷的、疯狂的医疗机器，对“晚期病人”（底层劳动者）进行“狂轰滥炸”式的消耗，榨干家庭与社会的所有资源，榨干劳动者的生命与健康，换来的却是一段“质量极差”“痛不欲生”的有限生存时间。劳动者承受着“生不如死”“走投无路”的折磨，却为了最基本的存活，难以挣脱这台机器的束缚。这种“治疗”的目的早已彻底扭曲，它不是为了生命的尊严与质量，不是为了拯救劳动者，而是为了维系剥削机器本身的持续运转，为了让官僚资产阶级能够继续掠夺、继续享乐。
　　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人心境晦暗、情绪郁结、焦虑丛生，这正是体质衰败、极易患病的核心内因；而充斥市场的有毒食品、劣质物品，又为体质衰败提供了坚实的外在条件，内外夹击，将底层劳动者推向“猛耗生命”的绝境，无从挣脱、无处可逃。
　　四、结论：道路的选择——是继续“猛耗”，还是追求“属人”的生存
　　综上所述，“以猛耗生命求生存”绝非人类应有的宿命，更不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而是特定生产关系——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强加于底层劳动者的病理状态，是阶级剥削、官资掠夺的直接产物。它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被少数官僚资产阶级霸占，在于剩余价值被无情掠夺，在于阶级对立的不可调和。与之相对，社会主义公有制提供了一条截然不同的光明道路：通过生产资料的全民共有、剩余价值的全民共享，从根本上消除生存焦虑，将劳动恢复其创造性与尊严，让“生存”与“生命绽放”得以辩证统一，让人真正成为“人”，而非资本的工具、剥削的对象。
　　历史与现实反复印证着鲁迅的振聋发聩之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被剥削阶级的觉醒，从来都不是空想，从来都不是奢望——当底层人民的泪水汇成江河，当生存的绝望累积到极致，当“猛耗生命”的痛苦无法再忍受，反抗的决堤，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
　　因此，面对“以猛耗生命求生存”的绝境，答案从来不在个体的“更拼命内卷”，不在接受精神麻醉后的“自我和解”，而在于认清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在于打破谎言、唤醒觉醒。是继续在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绞肉机中，日复一日地预支生命、消耗健康，换取一段质量不断下降、充满焦虑与痛苦的苟延残喘；还是奋起反抗，追求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有保障、有尊严、有归属、有意义的，真正属人的“生活”？这不仅是经济制度的选择，更是文明走向的选择，是价值取向的选择——是选择将人作为目的，还是永远将人作为资本增殖的手段。
　　无产阶级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要挣脱“猛耗生命”的宿命，要夺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幸福，唯有推翻这吃人的官僚资本主义私有制，重构以人民为中心、以公有制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虚无的幻想，而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是真理的召唤！